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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布时间: 2015/8/23 11:24:45 被阅览数: 438 次 来源: 瞭望新闻周刊
    文字 〖 〗 

    龙袍与袈裟:
      从未颠倒过的位序
      从雨花阁往北,迈入昭福门,便是宝华殿前小广场。这里是清宫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的场地,其中最主要的活动是一年一度的“送岁”“跳布扎”。
      清代翰林院编修吴振棫所著《养吉斋丛录》中记载了这些佛事的情景:“腊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(黄毡圆帐房也),圣驾御焉。御前大臣左右侍。众喇嘛于殿下唪经。达赖喇嘛、章嘉呼图克图至圣驾前拂拭衣冠,申祓除之义,佛事毕乃散,谓之‘洞黎’,清语吉祥也,俗谓之‘送岁’”。
      关于“跳布扎”,吴振棫在丛录中写道:“十二廿九日或廿七、八等日,中正殿前殿设供献,并设冠袍带履诸物,圣驾御小金殿。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,旋转唪护法经。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,又扮一鹿,众神获而分之,当是‘得禄’之意。殿侧束草为偶,佛事毕,众喇嘛以草偶出,至神武门送之,盖即古者‘大傩逐厉’之义,清语谓之‘跳布扎’,俗谓之‘打鬼’”。
      “在这个宫廷最高规格佛事活动中,清帝与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、漠南蒙古的章嘉国师、西藏达赖或班禅的使者并坐。”罗文华介绍说,“在这里,皇权明显凌驾于神权之上。同时,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,而这些喇嘛则把皇帝的亲自出席作为最大的恩宠,莫不以有幸参加为荣。”
        罗文华通藏、梵、英、德等多种文字,是国际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,专著颇多,其中的一本《龙袍与袈裟: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》,对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出揭示——
      “清帝继承了元以来西藏地方势力对于北京皇帝的称呼‘曼殊室利大皇帝’。‘曼殊室利’也称‘文殊室利’,即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尊神,是佛部的最高菩萨,即佛的法子,代表佛的智慧,左手持般若经,右手持智慧剑,般若经代表着佛教的正确思想和智慧,智慧剑代表以佛教理论和智慧的强大力量,对错误的、愚昧的、异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。”
      “你们看到了,在乾隆时期宫中反复复制的一幅唐卡中,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为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,上师、显密诸佛、菩萨、罗汉、护法等众神环绕他的周围。”罗文华说,“这时,他左手的般若经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国,右手的智慧剑代表他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。这不正是转轮圣王的最好注解吗?或许这也正是乾隆皇帝对于大清帝国利益与佛教关系的政治理解。”
      这幅唐卡不仅悬挂在乾隆皇帝的卧室、花园、书斋,还赐往西藏,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殿正中,供奉于“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牌位之前,其含义不言自明。
      清代皇帝对佛教沉浸颇深。顺治皇帝一度落发欲出家,自许前世因缘当为和尚;康熙皇帝从康熙四十年开始,每月朔望,抄写心经各一遍,从未断过,即使身体不适,康复后也多抄补上;乾隆皇帝35岁时接受灌顶,此后,坚持听闻修习众多密法,每月初四日都要举行坛城修供,他在晚年回忆:“朕自乾隆八年以后,即通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,于今五十余年,几余究心讨论,深识真诠。”
      尽管如此,清帝并不会把个人信仰放在国家利益之上。“政治的利用与宗教情感的交织,是乾隆皇帝真实的状态。”罗文华说,“他虽然精通藏传佛教,是虔诚的信徒。但是,谁敢在宗教问题上触碰中央政府的底线、国家利益的底线,他和其他皇帝一样,必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。”
      康熙时期,清军与准噶尔部对峙,康熙皇帝命五世达赖喇嘛(其时已去世,拉萨大权由桑结嘉措控制)派身边大喇嘛前去说服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息战。可是,桑结嘉措为与西藏的蒙古王拉藏汗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,一直暗中与准噶尔部勾结,派去的济隆呼图克图和伊古拉三呼图克图二人受其指使,非但不遵从康熙皇帝的旨意办事,还明目张胆支持噶尔丹。在清军击败噶尔丹势力后,康熙皇帝毫不含糊,勒令将济隆和伊古拉三从拉萨押解至北京,前者被禁于前门外的一座寺庙中,后者则被处死。
      雍正初年,青海地区的蒙古部众纠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众,企图争夺对青海的控制权,雍正皇帝立即派军出击,对参与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军事打击,并对寺院集团的势力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,包括限定人数、限定寺院规模、限定活动内容等,同样是决不含糊。
      1791年,乾隆皇帝于击败廓尔喀(尼泊尔)对西藏的侵扰势力后,写了一篇《喇嘛说》,阐述了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,以及清廷对其予以保护的原因,更重要的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整改之策——“金瓶掣签”:“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,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,众所举数人,各书其名置瓶中,掣签以定,虽不能尽去其弊,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,或略公矣。”
      他还总结了元朝统治者佞佛的教训,告诫子孙决不可重蹈覆辙,讲述对煽乱之喇嘛“即正以法”,他说道:“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,所系非小,故不可不保护之,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。”
      乾隆皇帝这一御笔现藏故宫博物院,据此所刻之碑,就立于乾隆皇帝设立的藏传佛教学校雍和宫。“‘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’,这等于指着喇嘛正告喇嘛。”罗文华对此十分感慨,“从信仰的角度说,乾隆皇帝是真的信佛。可是,作为一国之君,他这样警示子孙后代,实际上是为大清此后诸帝定下民族宗教政策的纲领。”

   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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