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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布时间: 2006/8/22 11:11:54 被阅览数: 1162 次 来源: 中国国学网 --佛教
    文字 〖 〗 

         慈云寺位於巩义市大峪沟镇民权村南部的青龙山中,是一处文化底蕴丰富而风光又十分幽美的地方。多年来,由於山深路险,交通极为不便,致使它深藏不露,成为大自然的「隐私」而一直少为人知。最近几年,民权村依靠党的政策,利用资源优势,发展企业,发展多种经营,民众生活、集体积累有了很大提高,道路得以修复,文化受到重视,使慈云寺风景区这一宝贵自然人文景观得以重新展示社会,为巩义市文物旅游增加了新的景点,为历史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。为了揭开她的面纱,民权村委和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曾作了大量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。已引起有关部门、专家、学者和群众的重视。
      一、探索慈云寺的意义
      近代着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通观中国历史,说过这样的话:「中国智慧线和外国智慧线相接触,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,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。」佛教进入中国以後,经过潜移默化、融通汇合。已经成为中国式的宗教,且门派众多,各具特色,对华厦传统文化艺术以至政治、哲学、伦理、建筑、雕塑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,它留下的建筑、雕塑、文学、绘画等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一部分。据国务院最近公布。我国各种宗教一亿信徒中,佛教占据比例相当大。仅职业从教僧尼就有二十万人之多。居於首位。目前,佛教在增进国家友好往来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旅游事业等方面仍发挥着作用。因面;探讨佛教发展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一项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项目之一。慈云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。源远流长,资料丰富;因而探索它的历史。就有着更深层的意义。
      二、慈云寺是「中州第一寺」吗?
      这要从中国佛教发展史谈起,自公元前五世纪东亚产生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三位大思想家之後,儒、道、佛教就逐渐产生,在政权的作用下,儒、佛率先步出国境,而道教也相继发展,并互相影响。据资料记载,佛教已於公元前一世纪(西汉末年)传入中国,只不过是民间形式罢了。正式由官方接持,大约以汉明帝时为最早。最旱受到皇帝礼遇的就是白马寺与慈云寺的奠基者摩腾与竺法兰。
      古中印度僧人摩腾、竺法兰最初在洛阳(今偃师境内汉魏洛阳城翻译《四十二章经》,这已无庸置疑,但「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」就有待商榷了。
      首先从年代上讲,二高僧来到洛阳,住的是国家接待外国宾客的官邸鸿胪寺,并非伽蓝,更非白马寺。因为当时中国尚没有寺院。「寺」还是官府机构的名字。为使僧人专心翻译经卷,宫府後来为二僧修了「精舍」,一望而知,「精舍」之意也与「伽蓝」相去甚远。「白马寺」是为了纪念二僧在此处译经,後来才由「封建国家创立的第一座官方寺院」(《洛阳志》第十五卷七页)。据东魏(534-550年)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载:「初创的寺位於雍门外,或因其建筑式样和梵文音译而称「塔寺」,或因其教而称「佛寺」,并无白马寺之名称。据考证,大约在西晋时。才有白马寺之名」(参看《洛阳志》十五卷第二节:寺院创立)。而位於汉代洛阳(今偃师境内)东不远处的慈云寺,则是「汉、唐、宋、元敕建重修」「古刹慈云寺号释源……法竺兰、摩腾、三藏宣。後显大唐并宋帝,重修至正、至元年,大明建立如来殿。」(见景泰元年三月,慈云寺住持僧觉顺撰《重修青龙山慈云寺》碑)。其它古碑也多有记载,如「汉明帝永平七年有僧摩腾、竺法兰……云游此山,因其山川之秀。遂开慈云禅寺,故其山满月之形,水曲银河之派……有祖师(指二僧)降蛛之处,二老(指摩、竺)谈经之所……至於唐三藏法师,奉敕重修庄严宝地,自兹以往,或兴或废修置不一……少林同祖,白马同乡」(见天顺四年。赐进士第中顺大夫河南知府,汉中虞廷玺撰,朝议大夫、广东左参议、洛阳杨铭书之《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》铭。)青龙山间有古刹名曰慈云大寺「(见大明正德三年《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记》),可见慈云寺建寺开始即以「慈云」为名,比「白马」寺之名字早二百余年。另外,「白马寺」也并非仅指洛阳白马寺,据慧皎《高僧传.摄摩腾传》载,「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,唯招提寺未及毁坏,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,即以启王,王即停坏诸寺,因改招提以为「白马」,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」,难怪在慈云寺的古代碑文中,就有「白马西来故号慈云之德」,或甘脆称「古刹慈云寺乃释源白马寺,兹寺古道场自汉、唐、宋、元敕建重修。」也许慈云寺就是白马寺的前身。
      三、慈云寺的发展史
      唐宋以前的慈云寺发展史,文字资料不多,只能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及慈云寺周围的重大历史事件,结合碑文资料,简作阐述。
      东汉时期(碑文载汉明帝永平七年),摩腾、竺法兰草修慈云寺。幽静环境中,二僧结跏跌座。静修悟禅,相互谈经说法,商讨译经中存在的问题和宣扬佛法的办法。并招收信徒宣扬佛教宗义;还斩除了寺院附近结网伤人的大妖蛛。
      东汉末年。慈云寺以西的洛阳成为战乱中心,巩县是洛阳的门户,慈云寺附近的虎牢关、旋门关、小关、巩密关、辕辕关等战事频繁,董卓毁灭洛阳後自巳也披刺,埋在慈云寺附近(今董陵村)。数百里内荒无人烟,慈云寺毁灭殆尽。
      魏晋时期,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在洛阳称帝後。重新营造宫殿,魏明帝时,崇信佛教,在洛阳及县周围修建伽蓝浮屠。西晋初期又在巩洛一带修建寺庙,慈云寺烟火又盛。但好景不常;「八王之乱」不仅祸及洛阳,慈云寺近处的关隘、小道,也争战频纷。
    北魏孝文帝、宣武帝、孝明帝及其母胡後皆崇佛,在洛阳龙门、巩县大力山下凿窟、造像、修复寺院,洛阳内外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处,慈云寺日趋兴隆。少林寺也於此时建立起来。因二寺邻近,慈云寺又系祖庭,僧众来往频繁,续焰排字,相互支持,因而至今慈云寺的古碑上仍记有「祖风是务,佛日增光,少林共祖,白马同乡」的铭语。北魏末年的「永熙之乱」,洛阳毁灭几尽,史书记载;洛阳内外的宫寺民居,「存者什二三」,慈云寺位居深山,当时名士又多藏山区,可能侥幸存下来。
      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,他出生於尼姑庵,在庵中生活了十三年,在尼姑智仙抚育下。对佛教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。统一天下後,诏告臣民「任听出家」,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建寺造像。家住巩、偃交界处的官宦子弟陈褘(後来的唐三藏,法名玄奘)就随其兄出家在巩县净土寺(今石窟寺)。在隋炀帝迁都洛阳後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——无遮大会上,经过挑选,「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」,唐三藏被选中後仍在净土寺随师诵经,学业大进。一直到他十九岁,瓦岗军起义攻陷慈云寺附近的洛口仑,才与仲兄陈长捷奔洛阳,又到长安。此时的唐玄奘,对慈云寺已很了解,并十分敬慕,为他後来重修慈云寺奠定了基础。
      唐、宋时期是慈云寺最兴盛时期。由於唐太宗、唐高宗、武则天等都重视佛教,尤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(645)唐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後,把佛教推向了高潮,唐太宗,唐高宗都为其写了《圣教序》。唐三藏成了皇帝的座上客。唐三藏在洛阳期间,曾奉旨重修慈云寺。并亲自到慈云寺「开演大法,广度迷津」慈云寺名声大振。一直到唐武宗「会昌灭佛」,香火才渐次冷落下来。
     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後,即在巩县选建皇陵。「昔宋祖因山而陵,远取诸象,故葬於青龙山之阳」宋代佛、道并重,曾在宋陵内外建了许多寺院,如罗汉寺、定香寺、宁神寺、十方院、会圣宫等,请僧人颂经念佛,以超度和庇佑其先人,青龙山是其陵墓的重要龙脉,因而皇帝下令对慈云寺重新修装,使其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寺院。这与碑文中宋代「敕建」相符。金兵入侵,对宋陵大肆盗掘,陵区寺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
      元兵入主中原,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(中国佛教的一支),禅宗中的临济,曹洞二宗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。汉族大量逃逸,有的躲入寺院,「後显大唐并宋帝,重修至正、至元年」、「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後重兴」,可见慈云寺在元代的近百年中,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曾两次敕修,仍然灯灯相续,焚呗不断。并於至正、至元(1355——1340)作了重修,至今存有两方元代塔铭和部分石刻。元代对出家僧尼采取本寺住持及耆老等保举、即给披度的政策在慈云寺保留了很长时间,现存碑文中屡有记载。
      明朝是慈云寺的鼎盛时期。朱元璋十七岁出家於觉寺,建国开始就举办法会扶持佛教,以安定人心。朱元璋以後的明代诸帝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。据慈云寺碑文载,大明正统九年(1455)二月,英宗朱祁钰皇帝曾下令天下重修梵刹。在施主李普信与云水五德禅师等率领下当年就对慈云寺进行了重修,於「正统(l448)十一年成造」。第一次重修为後来的大修奠定了基础。第二次由长沙太守之子、国家最高佛院北京大能仁寺国师弘善妙智的高徒觉顺(号南宗)从北京寻访祖庭於此,经过筹措,进行了一次大修,在朝廷和河南府的支持下。此次大修所筹资金甚巨。几乎牵涉到河南府各州、县、卫,巩县的各个村落,全国的十个省府。从明代宗景泰六年秋(1455)至明英宗天顺二年夏(1458)。历时三年多。奠定了慈云寺的基础和规模。
      第三次由主持僧德安於明孝宗弘治庚(壬)子(1492)至明武宗正德二年(1507)进行重修,又增建了伽蓝殿、祖师殿、两角门、钟楼、方丈、厨库、客舍、僧房和寺周围墙。
      第四次重修由寺中主持道科、道增、道悟、道重等四人与归乡耆老杜德仁、赵景春、杨景等负责。全面重修的基础上,又增建了金刚殿、闰罗殿、官亭、斋厨。此次修建时间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(1563)之前。
      第五次修建也在嘉靖中兴时期,由主持道科发动全寺僧众十方募化,在寺後峰峦上始建地藏十王殿,「栋宇隆起,神像焕赫,凡登游瞻拜者,莫不以为此寺之奇观也。」
      第六次重修於明神宗万历六年四月(1578)至万历九年(1581)十月,因寺内经常出事,以为风水有碍,将地藏十王殿拆除改建在天王殿东之隙地上。
      第七次由僧人永随率领,於万历三十九年(1611)重修千佛大殿。
      第八次由施主郝小泉及侄郝石重出资,於万历四十七年(1611)重修斋堂五间。
      第九次由僧人远逢、永修、福田於崇祯四年(1631)对水陆殿之三十六轴神像作了彩绘。
      第十次由主持僧远逢於崇祯十年(1637年)创建白衣阁。东西房、格扇门、木梯,修建台阶三十六级,石栏杆廿八根,月台。
      慈云寺自正统九年(1444)至崇祯十年(1637)的192年中,经过大小无数次的创建、增建、重修,已达到「远公之庐山。达摩之少林,未逾此也。」
      崇祯六年。(1633)年,李自成及当地起义军万余人「潜避」慈云寺及其属区内,「营踏遍野,飞鸟难入其中。树木僧房烧毁一空,甚至人马作秽。粪有尺余,其残破景象大不堪观矣!」
      清代是佛道衰落期,但在官、僧、俗的努力下,顺治至乾隆时,又进行了十多次修补。其中以乾隆四十八(1783)年动工时间延续达十多年,工程较大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在黑石关建高级小学,附设建成师范科,提慈云寺资产(香火地七顷)作为经费(此校後改为蚕桑中学、县立中学等)。但寺院尚有一定资产。佛寺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修补与最後一块塔铭。第一次是大清立国後的第一个年头,(顺治三年1646年),按院承差李胤兰招募慈云寺僧人时,正殿前面忽然倾倒,後由僧众捐钱若干买草数十担对大殿进行了补茸,「不数日而成焉。」就在纪念这一次《草修正殿记》中,却对慈去寺自东汉至明末的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总结。最後一块宣统元年(l909)的「上自下彦和尚塔铭」,通过一个归俗和尚牛护兰之笔,将慈云寺画上了最後一个句号。铭文所记「光绪丙午(1906),朝廷变法。寺产归学堂十分之七,并迫身归俗。遗师独苦,口异常在,光绪戊申(1980)乃圆寂焉。身廑为殓殡并泐绪石,以志半僧师徒之情,云是为序。」其情至深,其意极明,不仅是慈云寺夕照中的最後一笔,恐怕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最终总结。
      传说牛护兰之後,慈云寺还有一个叫了太的僧人,民国初年去十方院存身。从此,慈云寺渐趋荒芜。民国十七年(1939)提倡破除迷信,寺中许多佛像被捣毁;民国二十年(1931)以後,原由归黑石关蚕桑学校的慈云寺庙产权交归新心中学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)。国民党巩县县政府下令拆寺建学,寺院殿堂的砖瓦木料被拆运至北山口建新心中学用,尤为可惜的是,寺中一棵与慈云寺同年的、大有十圈、遮荫数亩的大白果树,也被伐掉,运往北官庄学校,建了一座三层高每层八间的教学楼。使这棵华北之最从此泯灭。

   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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